有些战争，听不到炮火，却听得见冲锋；
有些战场，看不到硝烟，却看得见牺牲。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危难时刻，
白衣战士们逆行而上，
一线工作者们挺身而出，
各行各业纷纷加入战斗，
用血肉之躯筑起生命防线。
他们都是——最美的逆行者！
2020年读书月活动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联合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共同推出馆藏特色资源系列展览《致敬逆行者》，以此向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的最美逆行者们致敬！
欢迎广大师生读者在线观展！
《致敬逆行者》（四）：近代史上的民间“花样慈善”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公益与慈善，成为了参与抗击疫情的重要力量。民政部发布公告广泛动员社会慈善力量依法有序支持疫情防控，印发加强慈善捐赠款物管理使用等政策文件。截至2020年4月23日，全国各级慈善组织、红十字会接收社会各界的捐赠资金约419.94亿元；捐赠物资约10.94亿件；累计拨付捐赠资金约345.19亿元；拨付捐赠物资约10.49亿件。互联网捐赠超过4200万人次。
翻开一部中国近代史，在屈辱与抗争之外，密密麻麻写满了“灾”、“荒”二字：“千里赤地，嗷鸿遍野”、“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在这些高度概括和抽象的文字背后，究竟隐藏了多少血泪。
据不完全统计，晚清时期全国共发生各类灾害1354起，平均每年18.8次之多；从1920年到1936年，因灾致死的人数就有1835多万。近代中国灾荒之多，危害之重，世所罕见！
图片来源：《颠沛流离饥饿待赈之灾民》，《良友》，1935年第108期第5页
在近代政府救灾严重缺位与不足的情况下，民间力量展开了大规模的慈善救灾活动，并在募捐机制和举措方面多有创新，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创新“招式”，能够使得上起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纷纷慷慨解囊呢？
以“艺”抗灾——娱乐式救灾
“娱乐”与“救灾”，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甚至有些相悖的词汇，在近代竟然紧密联系起来。无论是跳舞、游泳、戏曲、游艺会、足球赛，还是选美比赛、明星见面会，竟然都可以助力赈灾。正是如此，这种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筹募善款的“招式”，凭借其简便易行、受众面广、效果显著的特点，成为近代社会尤其是文艺界赈灾济难的常用武器。
图片来源：《上海小姐救灾纪要》，《艺文画报》，1946年第1卷第3期第5页
其中，最为声势浩荡的当属选美救灾。1946年初夏江淮平原遇罕见洪灾，天花、疟疾、霍乱肆虐，300万难民流离失所。为了筹集20亿法币的善款，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上海筹募委员会发起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全民选秀活动——“上海小姐”竞美比赛。
在大上海这座崇尚摩登的大都市，这场以“选美”为噱头的慈善活动，其活动形式的吸引力以及轰动效应远超普通的赈灾活动，瞬间便成为街头巷议的热门话题。当红影星歌星、名媛、大中学生、女性公务员、戏剧演员……一时之间报名者云，最终有3000余人报名参加。整个“上海小姐”选美活动总收入达22342万元之多。
虽然当时“上海小姐”选美活动褒贬之声甚嚣尘上，但其活动所得善款全部用于救济、安置苏北难民，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政府及灾区解决了部分燃眉之急。
图片来源：《上海小姐》，《上海图画新闻》， 1946年第17期第21页
民国时期游艺会是最受欢迎娱乐募捐方式之一。在近代报刊中刊载有大量关于救灾游艺会的介绍：1912年江皖义赈会举办的华洋游艺赛珍会、1931年明星影片公司与中央大戏院联合发起的赈灾游艺大会、1935年电影界救灾游艺会……
从名人名流到慈善机构，从文艺界同人到专门公司，从地方社团到高等学府，为了筹募更多的善款，无数个人与团体举办了各种形式多样的救灾游艺会。
图片来源：《记张园慈善游览会》，《时报》，1916年7月7日第9版
游艺会的游艺活动丰富多样，魔术、皮影戏、烟火表演、金石书画展……深受广大民众喜爱；尤其是在“救灾也不忘娱乐的”大上海更是如此，张园、哈同花园、复兴公园等都曾多次举办过各类慈善游艺会。由于游艺会的门票及游艺项目收入会作为善款捐赠灾区，所以，游艺会的组织者或是广邀明星、名媛、名角参与，或是丰富各色游艺项目，或是举办“影选”、“花选”、“舞选”等评选，以期引起大众广泛关注与参与。
图片来源：《最近上海市各界赈灾游艺会》，《明星(上海1933)》，1935年第3卷第1期第1页
除了游艺会、选美比赛之外，舞蹈、足球赛、义务戏、游泳、义演等娱乐活动也在慈善募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1927年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今华山医院）为筹集善款，特邀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举办慈善足球赛，因参与者“多系海上有名球家”，因而吸引了众多球迷观看。1947年上海慈善餐舞大会采用了“明星攻势”，邀请了众多名媛小姐以及全沪知名影星歌星坤伶参与，第二天便收获了2000余万元善款。
图片来源：《跳舞救灾慈善餐舞大會明起举行五天》，《民国日报》，1947年1月5日第3版
广而告之——“新”媒体助赈
在近代中国，如今的“旧人”报刊在当时还尚属“新宠”。这些“新”媒体一经出现便成为时代宠儿，从南到北，自西至东，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凭借其高效的传播效率、强大辐射力和影响力，诞生不久的近代报刊成为近代慈善募捐的最重要的媒介之一，对慈善网络构建及募捐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其中尤以报纸的“表现”最为优异。
图片来源：《时报》，1921年3月19日第15版
从灾害的发生、演进，到灾民的悲惨境遇，近代报纸借助灵活多样、富有感染力的“推送手法”，及时、广泛地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慈善活动。
“同属胞与，孰忍见死不救”、“其流离失所何止五千万人，乞援之声更震动于全世界” ……透过报端，灾情之急迫、灾民之惨状、赈灾财资之匮乏、慈善募捐之迫切，令阅者同情。
从宝塔诗、漫画、劝募文，到赈灾歌、赈灾小说、灾民图，近代报纸利用多样的宣传形式，加之感人肺腑的乞赈文章，充分引发人们的恻隐之心，以此获得各界捐赠。
此外，在监督善款发放和使用等环节中，报纸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近代开展慈善活动的重要力量。
图片来源：《中央日报》，1931年9月12日第9版
图片来源：《把女子脸上一天所搽的脂粉省下来便可救灾民一条性命》，《新闻报》，1935年10月9日第15版
《申报》、《大公报》、《益世报》、《时报》等知名大报都对慈善救济活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14年山东半岛的水灾、1920年的北五省旱灾、1933年的黄河水灾……各大报纸都不惜篇幅，对灾情进行了详细的报道。
不少报纸还连续登出募捐口号呼吁社会进行捐赠，如《新闻报》连续刊登了“救灾即救命，多捐一文钱，多救一条命”、“救灾须大家尽力，救人即是救自己”的募捐启事。而《大公报》则通过社评、新闻报道等来引导民众关注灾区、踊跃捐款，还把赈灾与救国联系起来，以图提升了国民的责任意识。
图片来源：《新闻报》，1935年11月19日第6版
图片来源：《大公报(天津)》，1931年9月21日第2版
被誉为“上海报业的领袖”、“中国第一大报”的《申报》，虽是商业性报纸，但在慈善募捐事业上作出卓越贡献。
早在19世纪末《申报》就将慈善活动尤其是灾情和赈灾列入基本报道范围，不仅积极刊载赈灾济难的呼吁，更是创办申报协赈所，搭建筹款平台，直接参与到慈善活动中。依托自身强大的社会影响力，《申报》的慈善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
1878年《申报》上登载了一名孤寒乞丐的助赈故事：通州的乞丐进入书斋“出青蚨八百文”，请求书斋代寄给申报馆助赈山西。当问及捐款原因时，乞丐回答到“我沿街乞时，屡闻店家读《申报》，言山西奇荒情形甚惨。不论多寡，劝人助赈，听之不胜怜悯”。
从中不难看出，《申报》的慈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地域和阶级的桎梏，取得了良好的募捐效果。
图片来源：《乞钱施赈》，《申报》，1878年5月11日第3版
集腋成裘——抽彩筹赈
所谓抽彩筹赈，就是通过抽奖、发行彩票的形式募捐善款。可能有人会觉得稀松平常，认为不就是福利彩票，何言创新。但您可知道，彩票在中国本土虽非新鲜事物, 但利用抽彩的形式进行募捐却是始于近代，并模仿了西方彩票模式；晚清时期, 西洋吕宋票在上海风行一时，购买者云集。上海丝业会馆赈所主持人施善昌为了将助赈物品变现为善款，便模仿吕宋票的形式，推出了助赈筹资彩票，成为我国抽彩筹赈之滥觞。由于兼具慈善与博彩的性质，抽彩筹赈迅速走红，模仿者众多。
图片来源：《广济公司江南义赈彩票》，《集成报》，1901年第2期第52页
1899年为苏北水灾筹集善款，上海成立了专门从事博彩业的广济公司，并发行了江南义赈彩票。该彩票每发行一期，广济公司便会抽取10%的销售额作为赈灾款，助力灾区。江南义赈彩票销路甚好，各地纷纷仿效，普济公司、安济公司等紧随其后，先后发行顺直义赈彩票、秦晋义赈彩票等。
1934年3月5日，《中央日报》首版使用整幅版面刊载了华洋义赈会南京募捐委员发行黄灾农赈奖券的消息。黄灾农赈奖券的特等奖为一辆轿车，并设置了冰箱、相机、脚踏车等奖品，因而吸引了大量民众参与。
可见，抽彩筹赈的形式，引发了全民参与的热潮，取得了明显的募捐效果。
图片来源：《中央日报》， 1934年3月5日第1版
此外，移资助赈、工商业营销救灾、购买股票公债、戏法救灾、“愿”捐等新颖方式也成为近代慈善募捐的途径。近代这些创新、多元化的募捐“招式”在当时起到了聚沙成塔的效果，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慈善事业的发展。
特别说明：以上资料来源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中文数据库《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
